
1940年,身为有夫之妇的袁竹林被日本兵强奸,怀孕之后,日本兵让她躺下,随后在她肚子上放了条板凳,紧接着,一个100多斤的壮汉二话不说、猛地一屁股坐了上去。
1940年的武汉,已经被日本人占领三年了。街头巷尾到处都是日本兵,老百姓的日子过得提心吊胆。袁竹林的男人早在战乱中跑去了重庆,连个音信都没留下,她只能带着一岁多的女儿蓉仙,跟着婆婆过活。
婆婆天天念叨:“你男人八成是死在外头了,你还年轻,总得找个依靠。”架不住婆婆的催促,她改嫁给了一个厨师。这男人心肠不坏,见蓉仙饿得直哭,就偷偷从饭馆里拿了块蛋糕回来给孩子吃。结果被老板发现,吓得连夜跑路了,连个招呼都没打。
袁竹林抱着孩子,站在空荡荡的屋子里,真正体会到了什么叫叫天天不应,叫地地不灵。
就是在这时候,一个叫张秀英的女人出现了。她是袁竹林的老乡,穿着光鲜,说话和气,一见面就嘘寒问暖,还掏出几块糖塞给蓉仙。
“妹子,你这样下去不是办法。”张秀英压低声音说,“我男人在鄂州那边认识人,新开了家大旅馆,正招服务员和清洁工呢。一个月二十块大洋,包吃包住,比你在这受罪强多了。”
二十块大洋!袁竹林眼睛都亮了。那时候普通人家一个月能挣三五块大洋就不错了。她当即就动了心。
袁竹林心里犯嘀咕,可看着怀里饿得皮包骨的蓉仙,想着那二十块大洋,她一咬牙答应了。她把女儿托付给邻居大娘,亲了又亲孩子的小脸,含着眼泪登上了去鄂州的船。
船上还有七八个姑娘,都跟她差不多年纪,都是听说了这份高薪工作奔去的。一路上大家还说说笑笑,憧憬着以后的好日子。
船靠了岸,迎接她们的却是几个端着刺刀的日本兵。
姑娘们还没反应过来,就被刺刀逼着,像赶牲口一样赶到了一座破庙前。那庙门口挂着脏兮兮的门帘,空气中弥漫着一股说不上来的臭味。
在刺刀和皮鞭的威逼下,女人们全部哆哆嗦嗦地脱光衣服,像牲口一样被几个日本军医挨个检查身体。
检查完了,袁竹林被推进一间小屋。屋里只有一张木板床,一个臭烘烘的痰盂,连被子都没有。门从外面“咣当”一声锁上了。
天亮后,门被粗暴地踢开。门口站着一排日本兵,有人嬉皮笑脸地往里张望,有人已经开始解裤腰带。
那一天,袁竹林被十几个日本兵糟蹋了。
她哭喊过,挣扎过,换来的是更狠的拳打脚踢。有个日本兵嫌她吵,直接一巴掌扇在她脸上,嘴里骂着“八嘎”,又一脚踹在她肚子上。她疼得蜷成一团,却没人管她死活。
后来她才知道,这里就是慰安所。张秀英两口子专门干这勾当,从武汉、黄石、鄂州各地骗年轻姑娘过来,一个能换几十块大洋。
慰安所有一套残忍的规矩。每天早上有军医来检查,谁要是生了病,直接就被拖走。
为了防止怀孕,每次完事后都要吃避孕药,还要用一种橡胶套。可日本兵根本不管这些,尤其是新来的姑娘,他们觉得“干净”,更是肆无忌惮。
几个月后,袁竹林发现自己不对劲了。她开始恶心、呕吐,肚子也一天天大起来。
终于有一天,日本军医发现了她的秘密。
她被两个军医从屋里拖出来,扔在院子里的泥地上。那时候已经是初冬,地上冰凉,可她顾不上冷,因为更大的恐惧笼罩着她。
两个日本兵抬来一条长板凳,不由分说压在袁竹林已经隆起的肚子上。粗糙的木板硌得她喘不过气来,她拼命挣扎,却被军医死死按住手脚。
然后,一个胖得像头猪似的日本兵走了过来。他至少有一百多斤,满脸横肉,边走边笑,嘴里叽里咕噜说着什么。
他一只脚踩上板凳,然后整个人猛地坐了下去。
袁竹林只感觉肚子被什么东西狠狠压碎了,那种剧痛无法用语言形容,好像有刀子在肚子里乱搅。她发出一声惨叫,眼前一黑就什么都不知道了。
等她再醒来的时候,人还躺在院子里,身下是一大摊已经凝固的黑血。肚子已经瘪下去了,可那种疼痛却像扎根一样,永远留在她身体里。
之后没多久,一个叫藤村的日本军官把她带出了集体慰安所。藤村在据点里有点地位,要她做“私人陪酒女”。袁竹林以为日子会好过点,结果发现不过是换了个火坑。
藤村脾气暴得很,动不动就打人。有一回她端酒慢了几分钟,藤村穿着大皮靴一脚踹在她腰上,当场就把她踢得趴在地上,半天爬不起来。从那以后,她的腰就落下了毛病,阴天下雨疼得直不起身。
1945年8月,日本投降的消息传来,袁竹林兴奋得好几夜没睡着。西山临走前问她,是跟他去日本,还是拿点钱和路条去投奔新四军。
她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回家。
可当她千辛万苦回到武汉老家时,迎接她的是当头一棒——她的女儿蓉仙,活活饿死了。那个不到三岁的孩子,在被托付的邻居家,一天天没了吃的,饿得皮包骨,最后连哭都哭不出声,就这么没了。
很多年后,有个叫苏智良的教授找到她,要采访她的经历。袁竹林犹豫了很久,那些事太痛苦了,她几十年都不愿意提。可她最后还是开口了,因为她知道,如果连她都沉默了,那些事就真的没人知道了。
她一点点回忆,一点点讲述,那些早已结痂的伤口被重新撕开。讲到女儿蓉仙时,九十多岁的老人还是哭了,像个孩子一样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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